既要治理“胡作为”又要治理“不作为”

既要治理“胡作为”又要治理“不作为”
admin2019.06.17

  在官场风气得到好转的同时,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成为部分官员的心理。管理干部队伍,提高其服务水平,下一步的工作重心是治理不作为。在清廉的环境与社会背景下,从价值导向、约束机制到具体的行为规范,全方位考核,提高行政能力。

  记者:为从严管理干部,我省陆续出台五项制度,其中,党政主要领导必须在工作地安家,其配偶要随调随迁,并作为提拔使用的必要条件引起公众关注,对此,您怎么看?

  刘吉发:在我看来,这项措施的进步意义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:其一,体现了对干部关心。“走读”干部既是社会人,也是自然人,在工作的同时也承担着家庭角色和责任,当家庭和工作不能融为一体时,必然会分心。解决干部随调问题,使其全身心投入工作,正是对干部的关心,该规定有利于干部立足于本职工作,让干部安身、安心、安神。其二,便于干部管理。“裸官”现象对干部的管理造成极大不便,家属亲友不在工作地点,是干部腐败的一大死角,隐蔽而不易管理。其三,便于监督。家庭一体化、透明化,可及时遏制特殊化环节,使信息面向大众,方便民众、舆论的监督,破解权力监督的困窘,将全社会纳入监督体系,利用社会机制、管理体系,从决策权、执行权和监督权三个角度对权力形成有力制约,使决策公开透明、执行科学民主,监督全面有效。

  记者:在采访中,记者了解到,对于家属随调,一些干部表现出了畏难情绪,公众也担心好政策在执行过程中会不会打折扣,如何更好地落实这一措施,您有什么建议?

  刘吉发:“走读”干部之所以存在,有着种种客观因素,比如,由于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不同,居住在大城市往往可以享受到更多的资源,比如,子女入学、就业、医疗服务等等,干部家属“随调”落实的阻力也正在于此。要解决干部随调问题,直面阻力,均衡化发展是关键。然而,经济社会的均衡化发展需要漫长的发展过程,目前操作性的措施是首先出台硬性规定,并将之作为提拔干部的必要条件,任何新事物的出现都会面临着阻力和自身的不完善性,这项政策的制定必定是建立在科学系统的调研考证基础之上的,符合绝大多数干部的实际情况,特殊情况毕竟是少数,一旦出台就应不打折扣地实行,同时制定奖惩措施,建议在待遇不变的基础上,结合当地的经济发展水平,给予适当补差,使干部有动力扎根于地方,导向性的规定是前提,具体的特殊情况会在实践中逐步得到完善。

  刘吉发:“官不聊生”的出现,是对官员权力的限制的具体体现。限官、限权、限吏是国家治理系统的基础,是政治发展的新常态。欲治理社会,必先治理官员队伍,详列官员待遇、权力清单。目前官场上出现这样的情况,在国家严打反腐的高压政策下,官场风气得到好转,但清廉的同时隐藏办事效率低下的隐患,不求有功但求无过成为部分官员的心理。管理干部队伍,提高其服务水平,下一步的工作重心是治理不作为。先治理“胡作为”,进一步治理“不作为”,在清廉的环境与社会背景下,从年轻基层的干部队伍开始,从价值导向、约束机制到具体的行为规范,全方位考核,提高行政能力,使其与社会发展和政治新常态相适应。

  记者:治理腐败是我国当前的重要措施,相应的各种反腐的措施也受到广泛关注与讨论,对于高薪养廉,您怎么看?

  刘吉发:在我看来,高薪养廉提法本身就是一个伪命题,为了不让官员腐败就给予高薪,反言之即不给官员高薪就可以名正言顺的腐败了?为人民服务,清正廉洁是对官员的基本要求。公务员工资增长需要也应该与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,公务员工资增长水平的合理化是一个动态调整的过程,我认为目前公务员的工资处于中等偏上水平,其中尽快建立起有效的奖励机制是关键,这种奖励机制要结合社会评价与民众满意度,形成对公务人员官员科学的评估考核机制,在科学评估的基础上,通过绩效薪酬,调动干部的积极性。总的来说,党的十八大尤其是十八届三中全会之后,从中央到地方,出台了一系列从严管理干部的新规,官风、政风、吏风明显好转,群众一片叫好之声,但要意识到,反腐败是一个连贯、整体的社会系统政治工程,需要通过不断的改革,最终实现用制度管人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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